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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  

2011-10-31 12:52:44|  分类: 经济视角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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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,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,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――“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,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,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?”在这样的观念背后,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。

第一个误区: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,市场经济会自动、自发地成熟。

这种乐观的“必然论”,在政界、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。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,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,举国上下都认定,从此往后,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,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,“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”。然而,近年以来,垄断产业的强化,“国进民退”的卷土重来,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,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,却愈演愈烈,自动、自发之憧憬,已然破产。

依赖自由精神,从无到有,渐渐占据了“半壁江山”,用吴敬琏的话说,这是“增量改革”的胜利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人们认为,这些“增量”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、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,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。其实,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。进入本世纪之后,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,“以外推内”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。第四个误区,技术创新会自动、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。 在这一方面,人们曾经对“第三次浪潮”――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,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,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。不过,以今视之,这种自动、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。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,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,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、人口条件等因素,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――比如宋代的“水稻革命”和明代的“棉花革命”,并没有减弱――反而是强化了-―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。第五个误区,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,我们这代完不成,还有下一代。 其实,任何改革有一个“时间窗口”,在经济高速成长、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,改革将得到突破,而如果错过了时机,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。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,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,人口红利仍未吃尽,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,坚决地推进改革,再拖延十余年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,回望晚清末期,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,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,其原因正是改革的“时间窗口”已然关闭。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,“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,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”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,并非凭空生成,甚至可以说,它们竟都是“经验论”的结果。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,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,一是“自下而上”,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,二是“被动突围”,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,最终否极泰来,跃入全新阶段。也正因此,很多人形成了自动、必然的期望

第二个误区:通过外部市场、资本的引进,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。

自1978年以来,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,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,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,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,所谓“用市场换技术”、“用空间换时间”;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,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,所谓“用产权换体制”。现在看来,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,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,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,而在制度层面,再合理、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,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,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。

第三个误区:体制外的资本壮大,会自动、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。

,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“自下而上”,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,岂不知,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,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,其代价将越来越重。未来的变革,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,是自上而下的变革,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――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、彻底的实现,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,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 早在1979年,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,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,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·布鲁斯,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、经济委员会副主席,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,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。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,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,被迫逃亡英国,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。在中国期间,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,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:“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,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,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。归根结底,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。” 此言悠悠,到今日仍在生效。当改革进入到“深水区”、攻坚战阶段的时候,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,它需要更大的决心、主动和智慧。

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,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。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,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,从无到有,渐渐占据了“半壁江山”,用吴敬琏的话说,这是“增量改革”的胜利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人们认为,这些“增量”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、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,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。其实,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。进入本世纪之后,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,“以外推内”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。

第四个误区,技术创新会自动、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。

在这一方面,人们曾经对“第三次浪潮”――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,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,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。不过,以今视之,这种自动、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。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,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,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、人口条件等因素,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――比如宋代的“水稻革命”和明代的“棉花革命”,并没有减弱――反而是强化了-―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。

【】把第一篇也贴在这里,供批评。原题是:“改革会自动推进吗?”,编辑改成现在的题目 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随着北京“两会”的时间将近,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。在当今中国,改革――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,比如,什么是改革,什么是改革的对象,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,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,等等。在这篇专栏中,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――改革会自动推进吗?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,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,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――“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,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,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?”在这样的观念背后,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。第一个误区: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,市场经济会自动、自发地成熟。 这种乐观的“必然论”,在政界、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。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,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,举国上下都认定,从此往后,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,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,“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”。然而,近年以来,垄断产业的强化,“国进民退”的卷土重来,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,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,却愈演愈烈,自动、自发之憧憬,已然破产。第二个误区:通过外部市场、资本的引进,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。 自1978年以来,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,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,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,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,所谓“用市场换技术”、“用空间换时间”;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,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,所谓“用产权换体制”。现在看来,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,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,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,而在制度层面,再合理、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,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,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。第三个误区:体制外的资本壮大,会自动、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。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,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。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,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

第五个误区,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,我们这代完不成,还有下一代。

其实,任何改革有一个“时间窗口”,在经济高速成长、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,改革将得到突破,而如果错过了时机,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。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,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,人口红利仍未吃尽,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,坚决地推进改革,再拖延十余年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,回望晚清末期,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,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,其原因正是改革的“时间窗口”已然关闭。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,“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,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”

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,并非凭空生成,甚至可以说,它们竟都是“经验论”的结果。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,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,一是“自下而上”,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,二是“被动突围”,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,最终否极泰来,跃入全新阶段。也正因此,很多人形成了自动、必然的期望,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“自下而上”,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,岂不知,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,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,其代价将越来越重。未来的变革,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,是自上而下的变革,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――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、彻底的实现,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,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
,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“自下而上”,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,岂不知,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,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,其代价将越来越重。未来的变革,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,是自上而下的变革,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――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、彻底的实现,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,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 早在1979年,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,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,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·布鲁斯,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、经济委员会副主席,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,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。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,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,被迫逃亡英国,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。在中国期间,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,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:“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,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,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。归根结底,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。” 此言悠悠,到今日仍在生效。当改革进入到“深水区”、攻坚战阶段的时候,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,它需要更大的决心、主动和智慧。

早在1979年,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,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,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·布鲁斯,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、经济委员会副主席,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,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。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,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,被迫逃亡英国,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。在中国期间,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,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:“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,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,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。归根结底,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。”

此言悠悠,到今日仍在生效。当改革进入到“深水区”、攻坚战阶段的时候,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,它需要更大的决心、主动和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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